学术论衡
你还相信清人版本鉴定？古籍版本杂谈
小马哥/图文阅读古籍，不可避免的要接触点校本，可能和大多数同学一样，我自己也喜欢用点校本，一是字清楚、看着方便，虽然偶有标点疏误，但至少引文起止标清楚，省去了翻检之功，很适合我这种急性子；二是影印古籍的质量通常达不到令人赏心悦目的程度。理想的古籍影印标准应该是宋元存真、明清可读，达不到这种效果，还不如看电子版。（比如某大型古籍汇刊，印的并不尽如人意，其实借鉴国外某些图书馆的做法，直接将善本古籍全彩扫描上网公布，岂不快哉？再说一部部头不大影印善本就要成千上万，买不起我会说吗？呵呵~~）
点校古籍，就要面对不同的版本，更需要在不同的版本之间，选择好恰当的底本。大家都知道，一条好的校记，应该要体现出不同版本之间的文字差异，而改字更需要版本依据。在宋元本古籍的点校整理作品中，通常点校者会写类似“某字，原作某，据某某本改”的校记，我们一般也习以为常，认为一条校记本来就应该这么写。其实，作为版本“研究者”，更为我们注意的是作者对这部书版本的认识，看他对各种版本的定性，看他能否理清版本之间错综复杂的先后继承关系。一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大部分校记离我们心目中理想的校记还有不小的距离。所以说，作为古籍刻本到点校本之间桥梁的点校者，应当对版本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，因为这直接关系到点校本的可靠程度。以今日学界之版本水平，把明版、甚至清版古籍误认为宋元版的情况已经不大可能发生，但是仍存在一些版本理论与知识，可能为研究者所忽视。
“SPSS”不可靠
比如说，在清理一部古籍的版本源流过程中，准确确定某些版本的底本是十分重要的基础工作。可能有人说，对比一下，看看异文差异，不是很容易弄清楚吗？可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容易。记得几年前，刚接触版本的时候，有一次去图书馆学习统计软件SPSS，主讲老师特意讲了一个涉及古籍的应用例证，具体记不太清楚了，总之听了以后热血沸腾，感觉版本鉴定终于也可以走上“科学”的道路了：假如有一天，古籍数字化瞬息可成，比较几部古籍版本，之需将其全部文本数字化，然后用SPSS分析，看哪几部相似文本最多，那就是有继承关系了！后来我迫不及待的将其告诉我的老师，老师只是肯定的说还是对比特殊情况最可靠。沮丧而归，一时也没想清楚，直到后来自己有机会参加某古籍的整理工作，需要确定某些版本的来源，才对这个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。比如说，学文史的都知道的清殿本《汉书》，要是光对比整体文本，肯定和南宋庆元本《汉书》文字相近，可是殿本刻书跋语明确写道，殿本是以明北监本为底本、再参考庆元本改成的。也就是说，殿本的主体是明北监本，对比某些特殊的错字，一目了然，只是再根据别的依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。再如清代张敦仁刻之《仪礼注疏》，光看整体文本的话，疏文部分自然和单疏本很相近，但实际上我们也知道其是用明末毛晋刻本为刊刻底本，只不过疏文部分是根据单疏校本改成今天我们看到的样子。类似情况，在古籍刊刻过程中很普遍，所以单纯根据文字相似比率不能确定版本源流。相较之下，考虑特殊情况（比如特殊错字），可能得出更加符合事实的准确结论。
见过还是没见过
上一段中谈到的问题，又引出另一个问题。在阅读中，经常可以看到清人在校勘中引用某某宋本。得益于今天古籍数字化的发展，清人笔下的很多宋本已经比较容易的看到，于是问题来了，我们去核对，发现很多都对不上。前人说某宋本作某字，拿原书一核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那么，前人到底见过其说的某宋本吗？或者他见到的宋本是我们今天所没见过的另一个宋本？这个问题还真不能用简单的是与否来回答。
在没有摄影技术的清代，想见一部真正的宋版书是很难的，大部分人见到的都是根据宋本校对而成的“校宋本”或者干脆就是“校勘记”，这些都以抄本的形式流传。明白了这些，就能理解在清人的校勘世界里，宋本（姑且用A表示）只是一个代号，他自己用的可能是由A衍生出来的复制品A1、A2、A3……，只不过被统称为A而已。举个不十分恰当的例子，我今天写论文，需要参考某本书，可是这本书在图书馆没有，或者已经被人借去了，或者我自己懒的不想去图书馆。于是我上网一搜，有这本书的电子扫描版，我参考它写成论文，但在论文脚注中仍说是参考了某书。其实我没见到过这本书的实物，但以今天的技术水平，我们相信扫描本的电子书和原书在需要传递的内容上是一模一样的。但古人看到的都是抄本，在辗转移录的过程中，免不了出现讹误。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古人笔下的宋本和我们看到的宋本有文字上的“差异”。
版本的“缺环”分析
讨论版本的过程中，大家都喜欢画“流程图”来说明版本之间的先后继承关系，这样当然没有问题，我自己也这么做。可是我们还要明白，古籍，尤其是宋元古籍，我们今天看到的版本，只是流传下来的很少一部分，在实际的古籍版本衍变过程中，并不是如A—B这样简单的发展。今天看到的只有A、B两个版本，而在实际版刻衍化过程中可能存在A—C—D—……—B这样复杂的演变过程，只发现A、B，不代表两者中间没有其他的版本如C、D等。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就没法研究版本了，这里只是想说，一个真正有版本知识的古籍整理者，心中必须有这样的概念：版本的衍化，不是简单的A到B的过程。版本的研究，永无止境之路，今天的研究做的是符合今日条件的最恰当解释，假如有一天，有新的版本出现，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先前的研究。这种基于现有条件的研究思路，我老师将其定义为“版本缺环”下的讨论。
改字的原则
是古籍，就免不了错字；同样一本书的不同版本，也免不了有异文。整理的时候如何判定是非？如何掌握改字的标准？解决这个问题，并不是简单的文字对校所能解决的，一个有版本素养的人，首先应当明白这些文字差异是如何产生的。
我老师常说，古籍文本演变有两大转折点，一是西汉刘向校书，而是宋代官方刊版。前者遥远，这里只谈后者，经过宋代官方的校刊，古籍文本基本上固定下来，进而随着抄本的消灭，后世版本的异文和唐代及以前抄本之异文有本质的区别。后代版本产生差异，除去错字，多数的异文，不是说他们有什么唐抄本依据，而是他们根据其他的书更改了原有的文本。举我熟悉的例子，经部，据《经典释文》之改《礼记》；史部，据宋人校语（庆元本《汉书》所附）之改《汉书》，都是这种情况。
再举一个抽象的例子，某一个字，甲本是课本，作E。乙本是解释课本文句的字典，这个字作F（附音标[ef]）。本来甲乙是两部不同性质的书，在流传过程中出现异文也是很正常的，并且E和F字形很像，偶尔弄错了的可能性也是有的。
后来有一个“聪明书商”觉得把字典散入课本正文后会比较好卖，于是出版丙本，如果单纯合并作“E（F[ef]）”，E和F应该是一个字，这样上下不相合，说不过去。字典有音标，大概错不了，只好大笔一挥，把课文改了，于是丙本的文本成为“F（F[ef]）”。后来，再有一人，要根据丙本重新出版丁本，看了一圈，发现教育部核准的各省定本课文都是做“E”，课文事大，字典事小，再改成“E（E[ef]）”。大家都觉得丁本比较好，但实际上丁本的文本是多次校改之后的结果，并且E的音标肯定不是[ef]。
其实，教育部颁定的课本一直以来正文都是做“E”，但字典呢，因为有音标的存在，发[ef]音的字可以确定只能是F（E的音标是[i:]），可见当时编字典的人看到的文本确实是作F，更加麻烦的是，这部字典也是教育部“钦定”的。其实原文到底是哪个字可以再研究，那已经超出了这里谈的版本问题。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，假如我们以甲本为底本，不能简单根据乙本改（两者性质不同，本非一书），更不能根据经过校改过的丙本改（经过校改的文字不可靠）。而单纯说甲本与丁本文本相同，也是没有考虑现有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文本演变。明白异文的来源、考虑它们曾经根据什么改过、这样改是否可靠，这些都是一个聪明的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。
结束
清人的版本鉴定，由于没办法寓目众多的善本，总体来看，主观的成分居多。现代科学的版本鉴定，由王国维及其弟子赵万里开创。尤其是赵万里，以北图馆员之特殊优势，比较众多善本，奠定了我们现代版本研究的基础，其所编《中国版刻图录》一书，至今仍然是有志于古籍版本学习的最重要选择。
限于篇幅，这里不再展开讨论其他比如原版与补版、覆刻与递修、刻工等古籍版本问题。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上专门的课程，比如本学期历史系辛老师、桥本老师均开有版本课。如果非要推荐几部书的话，可以参考黄永年先生的《古籍版本学》、张丽娟老师《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》，尾崎康先生《正史宋元版研究》（中文版即出）等书。还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，在讨论古籍刻工方面，目前最可靠的依据是《阿部隆一遗稿集》第一卷中附的《宋元版刻工名表》（此书虽无中文版，但日文版大部分是汉字，基本不影响理解）。啰哩啰嗦这么多，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古籍版本O(∩_∩)O
配图：北宋刻递修本（旧称景祐本）《汉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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